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江学者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这个概念，使得唐诗研究跟浙江地域文化结合了起来，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这样，“浙东唐诗之路”就与当代浙江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了。2019年2月11日，本版刊登了林家骊《“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歌创作》一文，介绍了“浙东唐诗之路”的路线、诗人及其诗作。本期我们邀请到林家骊、卢盛江、唐燮军、龚缨晏、方铭等学者，一起探讨“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现实意义等。
一
林家骊（浙江树人大学教授）：浙东是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管辖区域的简称，因为观察使驻节越州，又以“越州”代指浙东。“浙东唐诗之路”主要指从浙江渡江抵越州萧山西陵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再到达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然后沿越中名水剡溪上溯，经剡中到达佛教天台宗发源地天台山。
浙东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第一，浙东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浓厚的历史人文沉淀，给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与内蕴，助力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
浙东诸地，北靠杭州湾，南与东分别与会稽山、四明山相连。境内河湖交错、江流纵横，气候温润，风景秀丽，交通便利。西晋末年，北方士人避难江左，浙东山水为中原士人所重。这里美丽的山水引起他们极大的好感，他们为之感叹，为之歌咏，也就带来了北方文化和浙东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对浙东山水的欣赏赞叹，贯穿于绍兴至天台一路。孙绰在他的《天台山赋》里提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而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更有一批诗作，如《游赤石进帆海》《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永嘉郡东望溟海》《初去永嘉郡》等，这些文献都歌颂了浙东山水之美。
第二，繁荣发达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东晋以来，江南庄园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庄园往往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世家大族在庄园里面饮酒作诗，欣赏自然美景，还不时召集同好，于山水之间，吟咏性情，以成雅集。唐代的浙东地区社会安定，较少受到兵燹摧残，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再度南迁，经济繁荣发展，让越州成为浙东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影响远大于杭州。据《樊川文集》卷一八记载，晚唐之时，浙东地域“西界淛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可见彼时浙东地区已然成为唐朝政府收税来源的重镇。正是这种经济的繁荣，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充实的物质保障。
第三，文学的滋养是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关键之一。浙东唐诗之路上最耀眼的存在，就是山水诗的书写。晋室南渡后，江左士人眼中的山水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的。琅琊王氏于会稽的兰亭雅集，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琅琊王氏兰亭之会，可以与曹丕的南皮之游、石崇的金谷雅集相媲美。至于南朝，以谢灵运、谢惠连为代表的浙东山水诗书写，上承江左，下启齐梁，具有关键的转捩作用，为唐代山水诗导夫先路。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书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游览山水的诗篇书写。这一部分诗歌为“浙东唐诗之路”上书写之最。如骆宾王的《早发诸暨》，萧颖士的《越江秋曙》，李频的《越中行》。第二类是诗人写登临怀古。像李白的《越中览古》、孙逖的《登越州城》等。第三类是题居写意的诗歌。这一类山水诗多是关于寺庙与名胜。如刘长卿的《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马戴的《题镜湖野老所居》、赵嘏的《越中寺居》等。这些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以深情之意，写清丽之章，兴玲珑之象，与其他山水诗一起，共同促成了山水诗在唐代的成熟。
第四，是思想的融汇。自东汉末年以来，道教思潮十分兴盛，并得以迅猛发展。永嘉南渡，东晋立国，天师道蔚然成风。南朝时期，佛教思想渐为昌炽，尤其是梁武帝对佛教大力扶持，各地的寺庙营造如火如荼，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三教融合，共同发展，天台山就是最好的例证。天台山不但是道教全真派的祖庭，还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浙东山水之间有很多寺观与人文胜迹，诗人们游览其中，在饱览山川之秀时“以玄对山水”，为山水注入思辨与哲理的内蕴，从纵向上强化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深度。历史的沉淀，文学的滋养，为浙东山水注入灵性、魅力与精神内核，同时促成了山水诗的成熟。而思想的融汇，则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彰显了国力的强盛与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
卢盛江（南开大学教授）：自1988年竺岳兵先生首次提出“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来信肯定并正式定名为“浙东唐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知和认可。
“浙东唐诗之路”，是富有特色的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条路，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一条思想文化之路。浙东的山水特色是秀丽宜人、宜游宜居；而社会环境则是人气丰盈，而这让人心情闲逸的人气就是士文化。所以，“浙东唐诗之路”融合了山水文化与士文化。
士文化在浙东的兴起，是在东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仓皇南奔，南北文化大交融。随着江左政权的稳固，南北士人的心理距离也随之缩短，逐渐走向融合。士人的心境因此平和宁静下来，罗宗强先生极为准确地把它概括为偏安心态。偏安心态使玄风得以继续下去，而玄风的继续又促使偏安心态进一步发展。作为士文化典型表征的东晋清谈，主要是在浙东展开的。东晋名士如王、谢两大家族的人物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玄、谢琰，还有许询、郗超、孙绰，名僧如支遁、白道猷，这些是清谈的核心人物。他们追求潇洒闲逸，追求脱俗的风神雅趣。谢安写诗给王胡之：“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诗中所写啸歌、赏月、弹琴、饮酒、清谈，正是他们闲逸风雅的士人生活之重要内容。
表现士人雅趣的，还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戴逵善书善画，好与人谈论琴艺。谢尚善音乐，而且能舞。谢安性好音乐。王羲之家是书法世家，王导、王献之、王凝之等人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一代名相谢安也善书法。东晋在中国书法史上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绘画也成为士人雅趣，谢安对当时的绘画名家顾恺之的画特别推崇，说“有苍生以来未曾有也”。收藏鉴赏书画也成风，桓玄自己不会书画，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他随身携带，置于左右，一有空就欣赏一番。琴棋书画，是表现中国士人文化素养的生活方式，在东晋士人生活中都有了。
当然还有怡情山水，从上古到后来历代的园林，都说明人们喜欢生活在自然山水环境之中。自然景色进入文学，也比较早，《诗经》、楚辞、汉赋等都有景色描写。但是把追求清逸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游赏山水看作一体，进而用大量诗歌表现山水之美，形成山水文化，则是在东晋。如王羲之在兰亭山水中想到的“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庾友所谓的“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这表明，他们已经从山水中体认万化齐一、万物自然的玄理。
道教与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士文化密切融合起来，也是发生在浙东地区。东晋之前的葛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后来的陶弘景，都在浙东开辟道场，寻仙炼丹，宣扬道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天台宗是在浙东产生的，国清寺成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浙东？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要依靠南方士族中的顾荣、纪瞻、贺循、陆玩、虞谭、孔愉这些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在浙东。因而，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的融合，主要在浙东。浙东既不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之地，又不会太过纷扰。士人既可以安宁地隐处浙东，也可以随时与政治联系。
当然，更重要的是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