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对于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便不能不关注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而关注此一历程，又不得不思考：一部浩瀚的儒学史长卷，到底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不佞在经年研习儒学的过程中，对此问题曾多次思考，笔之于书，成此札记数则。只是限于学养不足，难以把握要害，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是敢敝帚自珍，野叟献曝，略陈陋见，方家指正为盼。
如果想真切把握二千五百年中国儒学史，则不能不将之纳入五千年中国文化史予以考察，亦不能不将之与五千年中国政治社会之变迁相沟通，不能不将之与历代以来生生不息之亿兆中国人之生命、信仰、百姓日用相牵扯。而如此以来，则一部中国儒学史给吾人之启迪则可略陈为如次数点：一，孔子乃中国文化之核心，承前启后；二，儒学为中国文化之主干，影响深远；三，儒学乃开放之系统，故能历久弥新；四，儒学与政治为一矛盾，故千年纠葛；五，儒学为社会教化学说，成人文化成之功业；六，儒学之复兴，必须应对现实社会之需要，进行转化性创造。
一、孔子乃中国文化之中心，承前启后
近代以来，孔子思想成为新学者所攻击的对象。倡导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为了推广新文化的目的，着力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现可以与西方思想相契合的素地，将墨学等诸子的地位进行重新估量，突显诸子以贬抑孔子和儒家。尤其是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问世，这一被蔡元培先生肯定的所谓“诸子等量齐观”说影响日渐深远，已成为当今学人的“共识”。即使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也是如此认识。比如他多次谈到孔子儒学的三期发展，即从曲阜一地进而扩展到山东齐鲁大地，汉代成为全国性思想影响，然后第三期就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儒学只不过是鲁国文化的产物而已。然而经过我们的研究和对历史的认识，这种将孔子儒家与诸子等量齐观的看法，虽然在近代起到了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转型的作用，但是却未必符合历史的实际。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提出了一个“轴心时代”的理论，经常被中国学者所引用。这个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和阐释先秦时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理论参照。雅斯贝斯指出，“发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而“轴心时代” 的主要表现是：“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了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自此以后，人类有了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不佞以为，在中国轴心时代，孔子无疑又是轴心，乃轴心时代的轴心人物。不仅如此，纵览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前辈学者之说法，即孔子乃是中国文化之中心。此说在历史上可得证明。《论语》记仪封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子贡说：故天纵之将圣；又说：仲尼，日月也。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南宋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蒙元武宗圣旨碑说：前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近代史学家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新儒家梁漱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又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国学大师钱穆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如此者，不胜枚举，此处只略举数端，可见古来学者对孔子地位之认识。近代以来，大兴反传统之风，很多人皆痛斥孔子儒学，但是也不得不肯认其历史地位，即使口头上不承认，但事实上，百余年来之反传统，孔子处于焦点核心地位，反过来可以说明，孔子之地位，不管是尊孔抑或反孔，都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孔子乃中国文化之中心。李学勤先生说，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继往而开来，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他也总结了过去。不佞亦以为，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在于其承前启后之作用。“承前启后”四字，已经用滥了，其实考察中国文化之历史，具有承前启后的人，只能说是孔子。尽管中国文化中创造性的伟人绝非孔子一人。如“黄帝”，为人文初祖；如周公，制礼作乐；如老子，开启道家；如朱熹，集儒释道大成，影响元明清三代。其他文化巨匠不可胜数。但是，一旦分析，我们便可认清，孔子较之其他文化巨匠，其作用更大，影响更深，地位更高。 孔子对于文化之继承、创造是自觉的，他是以斯文为己任的。他的文化观是“述而不作”，其实是述中有作，寓作于述的。而正如牟宗三所说，在先秦诸子之中，面对周文疲敝，只有孔子儒家是以继承为职志的，而其他如道、法、墨等诸家皆以否定周文之态度处理之，因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而真正决定中国文化走向的，恰恰是看似“保守”的孔子与儒家。儒自古有之，但是儒家确是孔子所“创造”。李学勤先生讲孔子之谓集大成，从上古文明的广阔背景入手，以古代文明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来认识孔子之价值。他指出，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前头是长得很，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有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性的新发展，是承前而启后。陈来先生考察儒之起源，亦以为与其从儒的字源学进行考察，不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探寻。他以为，儒家之为儒家，孔子之为孔子，与其自觉承载数千年之上古文明关系甚重。他说：儒家思想的发生之所以可能在汉代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除了社会—政治的结构原因以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并强调说，儒家思想是自觉地承继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的。 孔子不仅在古代，在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更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话语中的焦点。以至于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思想，也仍然饶不开孔子，尽管人们可以否定他、批判他。当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更新之时，应当积极地面对孔子，与孔子对话，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二、儒学为中国文化之主干，影响深远
孔子集上古文化之大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创立儒学。其时当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周文疲敝之际，诸子蜂起，竞为论说。百家虽皆为因应时势而起家，但是其对于先前文化遗产之态度却相差甚远。众所周知，先秦诸子，以儒墨道法为大宗显学，但除儒家外的其余各家对于周文多取否定态度，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全面继承上古三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因革损益、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因此，先秦时代对于上古文化之传承发扬，儒家厥功至伟，非诸子所能企及。秦汉之后，中国步入一统帝国时代，而两千余年间对于中国文化产生至深影响者，莫过于儒释道三家。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言过其实。释道两家，确乎影响中国文化极为深远，但是以对中国文化之各个层面的影响大小比较而言，则儒家为主，佛老为辅，自不待言也。而佛教为外来宗教，其在中国之发展壮大，需依赖“中国化”，即必须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伦理纲纪等社会、文化现实。佛教与道教毋宁说是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三教在历史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有融合趋势。宋明理学恰恰是三教融合的产物，宋明理学乃以儒学吸纳佛老学说而成立之新儒学，影响后世八百余年，而且风波及于日本朝鲜。对于儒释道三家的关系，王阳明有一个比喻：他说中国文化就是一栋大房子，中间的堂屋是儒教，旁观的两间厢房，一个是道教，一个是佛教。三间房屋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而南怀瑾先生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佛教就像百货店，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没有疾病可以不管不问，但有病就要进去。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民生日用不可或缺。这样的比喻虽然不必太准确，但非常有趣，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儒学的地位和在未来的价值有不少的启迪意义。其实，强调孔子儒学居于主流，并非说：中国文化只有儒学，儒学等于传统文化。儒学对于中国文化品格的塑造，作用巨大。中国之形成统一的国家、多民族和谐相处，与儒学之理念关系甚大。中国文明重视伦理生活，不同于中东和欧洲，与儒学关系重大。中国之民主、科学不发达，究其根源与儒学也关系甚大。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特立于世界，形成一绵延五千年未曾中断、且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儒家文明体系，与儒学关系重大。没有儒学，中国文明将是另外一番面孔，而且很难有如此成就傲然挺立于世。总而言之，不管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评价，是功大于过，抑或过大于功，都不得不承认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干，而佛老释道虽亦非常关键，但却只是辅翼而已。三、儒学乃开放之系统，历久弥新
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以迄当代新儒学，纵览整部中国儒学发展历史，吾人可知儒学乃一开放系统，因此才能历久而弥新。而此一开放性格，肇始于儒家鼻祖孔子。孔子创立儒学，绝非封闭而狭隘，固步而自封。孔子之成为孔子，从一个没落的士人，成为一代宗师，千古圣人，与其好学有关。而好学的标志就是“学无常师”。他“入太庙，每事问”；曾经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习琴于师襄，问史于郯子，而且他广涉历史典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揆诸《论语》、《家语》等，诚不诬也。他为学习，曾经四处周游。如他自谓：“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吾得《坤乾》焉。”（《礼记·礼运》）又比如，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还曾经向小孩子项橐请教，不耻下问。即以孔老关系为例，应该说，孔子与老子之思想相去甚远，以至后世有儒道之对立相绌。但是，我们观察文献，孔子对于老子十分尊敬，经常引用他从老子那里得到的观点和认识。应当说，孔子谦虚好学的精神，造就了博学多能的孔子。而博学的孔子，塑造了儒学开放的性格，儒学的开放性格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孔子之后，儒学之逐渐壮大，与其对其他学派和思想的吸取融合有关。比如集先秦学术之大成的荀子，其中思想便较为博大而庞杂。迨至汉代，董仲舒之公羊学更是将阴阳五行等收入进儒学体系，而后儒学之发展，到魏晋则有玄学。玄学，乃儒道糅合的产物，过于定为为道家，似乎不妥。其儒学的底色并未褪去。宋明理学更是以儒家为主体，去吸收佛老思想，释道观念，成为一个庞大的哲学—文化体系。历史上虽然儒学独尊，但是思想文化也是异彩纷呈，儒学本身是开放的，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都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恰恰是这种历史的惯性，在近代推动了对西学的接纳和认可。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李晨阳先生在其《道与西方的相遇》一书中，曾分析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思想多元主义现象，并对未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榫表示了乐观的期待。近代以来，儒学面临西学东渐。深受儒家影响的近代士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学习西学。其间虽有激进反儒学反孔子，也有温情敬意对待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是其思想深处却都打着儒家的烙印。正是受到儒学关注现实、国家民族为重等观念的熏陶，才会有断然割弃传统、向西方学习的动力与勇气。而各派学术思想和文化思潮，大多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去吸收西学之精粹。而新儒家等，更是以自觉的将儒家道统和文脉继承弘扬的使命肩负起来，从西方文明中学习，以改造儒学、创新儒学，而使儒学更加“与时俱进”，适应时代赋予的使命。四，儒学与政治为一矛盾，千年纠葛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六家此务为治者也。其中儒学的政治特征最为鲜明。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席不暇暖，所务的就是“政治”、“王道”。孔子思想归根结底乃是一种政治思想。修身内圣乃是根本，但安民外王乃是落脚点，即其思想的归宿。内圣外王的修己安人之学，是对孔子儒学的最佳概括。《大学》更是提出了“三纲八目”，俨然儒学之纲目。不佞称之为理解儒学的钥匙。儒学自诞生即与政治结缘，两千年来未曾或歇。然儒学与政治的关系，绝非近代以来所批评的那样，是专制政治的护符、封建统治的帮凶。其实，儒学与政治乃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不即不离，难舍难分，纠葛千载，以至今日。以孔子、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保持了充分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因此最能代表儒学真精神的原始儒家，对于政治表现了理性的态度、批评的立场。孔子尽管急切希望自己的主张和学说能够用世，但是他“干七十余君无所遇”。为何？因为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何以见其独立与自由？近人批评孔子为官迷，其实孔子乃是思想家、政治思想家，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验诸孔子行事，此言不虚。孔子虽然温和，然而他却也能直言批评政治，对上层统治者之不合王道礼制的予以指责。试想，如果孔子为一世俗的官迷，则已然做到了鲁国的大司寇，年逾半百的孔子何必“周游列国”，风尘仆仆、颠沛流离？如果为了权力，他自然可以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孔子走了自己的路，于是一生坎坷，留下了悲剧壮烈的身影。但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不是著书、也非教育，其实是政治上的王道理想，是天下的太平。他删定六经为此，教育三千弟子也为此，别无它求。孔子临终依然感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余。”如果说，孔子追求成为教育家，他是成功的；如果说，孔子追求成为学者，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偏偏追求的天下的王道实行，天下大同。结果只能是“累累若丧家之狗”。一生无所用。遗憾地死去。孔子如此，他所奠定的儒学品质自然如此。之后，子思、孟子和荀子，也纷纷游说诸侯，希望行孔子之道，行王道仁政，行礼乐之政。但是当发现那些君主们不可教化时，他们已然选择了离开。子思甚至直言：极言其君之恶者为忠臣。孟子也是豪气冲天，卑睨君王，顶天立地，倡导大丈夫气概。原始儒家们所累积沉淀下来的独立精神、批判立场，在后世一统帝国体制下，虽然不易坚守，但是还是有数不胜数的儒家们，以道抗势，保持了一定的独立自由思考的精神。汉武帝时期，经过历史的淘洗和选择，儒学被定为了中国文化的“正宗”，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学。许多大儒也没有丧失道统对政统、学统对治统的主体独立地位。董仲舒，固然有背离先秦儒学的地方，但是他能够以时势发展之需要，改造儒学，而且他还能设法以天来限制君，虽然效果不够理想，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独立意识，他对政治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当然，一统的帝国之下，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像先秦时期，可以良禽择木，此时只有一棵皇权的大树。非此即彼，要么依从皇权，为统治者服务，要么成为政治打击的异端，生命不保。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儒家以道抗势，以道限制君主的努力。之后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之祸，等等，皆是儒家抗议精神的体现。历朝历代，总有数位大儒，担当其儒家道统的大任，高扬独立精神，批评立场，维护了儒家的尊严、士人的尊严、文化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当然，毋庸回避，自汉代以来，因为儒家过于重视政治，投入政治，则不免为政治所利用，成为政治的“奴隶”，太多太多的儒家士子为了现实的利益而放弃了道义的担当，与世俯仰。如秦末汉初的儒生叔孙通、汉代的布衣卿相公孙弘之流，这样的例子也代不乏书，不必缕举。思想与政治的交锋，往往是思想遭受异化。追求用世儒学更是如此。他一方面坚持改造政治，用儒家的学说和理念教化君主和社会，期望尧舜之治的实现。他们主动地投入到政治中去，但是大部分必然在得到了政治的厚爱之后，放弃或忘记了道义和思想，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被异化了。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压力下，依然尽了教化政治之责，效果的好坏另当别论，但是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尽管历来王朝大都奉行“阳儒阴法”的权术政治，但是儒学却一直被奉为政治行为的准则。权力腐化了儒学，但是儒学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政治。试想，没有了儒学，中国传统的专制统治将会怎样的残酷？近代以来，大多不承认儒学的外王及其成效，予以内圣理论开出所谓新外王即民主科学，此以新儒家为代表。儒家思想中蕴含着大量政治智慧。即是从弘扬推进民主等现代政治的角度，儒家也依然值得挖掘和重视。我们虽然不必期待儒学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武库的儒学，必然在今后的政治领域发挥其必要的作用。如何避免儒学被政治所异化，仍需要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反思和探索。五、儒学为社会教化学说，有人文化成之功
儒之本义，据黄师怀信先生考证，即是“濡化”，引申为教化之意。《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其承续“先王之道”；“助人君”，说明与政治有密切关联；“留意于仁义之际”，说明其关注道德；“顺阴阳、明教化”，说明其顺天道以明人道。以今天的话归纳起来就是：原始儒学秉承先王之道，关注道德、社会与政治，以六经为依托，进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政治有序，社会和谐。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原始儒学关注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的实现，即“成人”问题，但“成人”问题实质上关涉的是政道、治道、王道。原始儒学当然可以称之为道德哲学，但这种道德哲学的开展直接与政治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它是政治的道德哲学似乎更恰当。因此，在本质上说，孔子思想归根结蒂是一种以王道为理想、以教化为取径的社会、政治思想。王道即先王之道，是孔子、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以及后世的儒家将大量心力用在了教化民众上，他们希冀通过经书的传授、经义的阐扬，使越来越多的人沐浴圣贤的智慧之光，接受上古圣贤的教化，从而移风易俗，改良政治，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于是，儒者又为师儒，自孔子以降，儒者肩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教学，教化。为大官者，教化于朝廷，为地方官者，教化一方。不为官者，或建筑书院，传播儒家之道；或隐迹乡间，主授于私塾。其目的就是通过教而实现化，人文化成，这是儒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孔子与儒家据以教化的根据就在六经。六经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经由孔子儒家的世代传承与阐释，极大地规范着后世文化中国的品格。从六经和上古文明中提升出来的孔子智慧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德主刑辅的政治理想、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推己及人的伦理规则、和而不同的人道原则、化行天的圣人境界等等。孔子的教化思想，是以人文主义为特色的，因此，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孔子儒学重视人文教化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关于认为孔子不讲鬼神，近来已被新的研究所否定。其实在孔子大量的言行资料中，我们可以窥测到孔子内心深处对于天道的尊奉、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那是一种既内在又超越的东西。而后世的孟子、董仲舒、朱子和王阳明乃至康有为，许多大儒皆有深沉的终极情怀。六、儒学之复兴，须应对现实问题，进行转化性创造。
儒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儒学要想实现其理想，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须积极面对时代的挑战和时代赋予的使命，能够因应这一挑战就会获得发展，否则就难以为继。孔子、孟子时代的原始儒学如此，董仲舒时代的儒学也是如此；宋明理学依然如此。新的时代儒学能否解决和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因应现代化的时代趋势，决定了其能否继续发展。百余年来，儒学的圈里圈外的知识分子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大家无不意识到，儒学必须进行转化性创造，或创造性转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体系。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趋势的风向标。中国文化或者说儒家文明能不能解决现代化问题，是非常要紧的问题。不佞以为，儒家一方面可以实现于西方文明的交流合作，融合创新。不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就是与西方诸多哲学理论也有可嫁接的地方。如民主、自由、社群等等，尽管仅仅是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儒学完全可以提高解决现代化弊病的启示智慧。在主客二分的西方思维模式下，近代西方文明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随着这种文明范式的进一步发展，太多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成为阻碍人类进步和危及人类生存的极大隐患。现代化本身所隐含的弊端，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庸俗化、娱乐化等等在西方世界也已经日益显现，文化矮化现象日渐严重，整个人类文明面临极大挑战。西方人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孔子那里汲取智慧。这反映了西方的一种反思。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谐中庸的生存理念，义利之辩、德刑之辩等等都足以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和范式。儒学价值之重新被认识和重估，得益于中国国力的恢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民族自信的增强，儒学和孔子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国力的强盛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渐加深、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日益增多，人们对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与作用，开始重新思考、审视，因此关于儒学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在许多学者尤其是所谓民间人士的推动下，儒学的普及以各种形式进行着，比如少儿读经、重建私塾、推广汉服、官方祭孔等等，由于形式表现了极大的“复古”倾向，以及内容上的某些不恰当、不科学等，招致了许多人士的批评和非议。人们利用网络这个自由平台，进行广泛的争论，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人们对待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可能的贡献，仍然有着极大的分歧。一些人抱着对传统文化的偏见，将儒学与现代化尖锐对立起来，一提到儒学、读经就扣上“复古”、“蒙昧”的帽子，企图一棍子打死，这固然不可；但另一些人，出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偏爱，也容易将儒学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夸大儒学的普世价值，对现代化、西方文化带有偏见，这同样是不正确的态度。而儒学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水火不容，势如冰炭，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两派极端做法所造成的对立与隔膜。虽然这种极端的做法，并不是儒学讨论的主流，但确确实实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而纵观整个儒学复兴热潮，固然有许多非理性成分和功利色彩，但是主流和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随着人们心态更加平和，思考更加清明理性，学术研究更加充分，儒学对于未来中国和世界的价值将会更加鲜明。随着国学热潮和文化普及的深入，儒学在民间也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儒学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伦理、宗教。风俗等各个方面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