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创造，今天虽有“南孔”“北孔”之称，但“南孔”“北孔”都是 “孔”,从儒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完整性来讲是一致的。孔子思想或者说以孔子为典范的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人生活的一种别样的精神世界，没有南北之分。南孔的诞生恰好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脱离了文化的精神支柱，是不成其为国家、也不成其为民族的。

过去讲孔子，我觉得“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讲得最好。“祖述尧舜”就把儒家思想的历史来源讲清楚了。一方面，尧舜的文化、圣人的文化和儒学的思想体系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孔子，不会有儒家，也不会有儒学；另一方面，正因为有孔子，以尧舜为典范的圣人文化便获得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宪章文武”,那就不只是 “祖述”,不只是一种思想的阐释、一种理论的宣讲、一种理论的继承，是要以文、武为榜样，落实到行动当中去。

“衢州有礼”, “礼”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关于行为恰当性的制度，所以儒家少讲“礼仪”,而更多讲“礼义”。“礼”不只是仪式，如果仅仅是仪式，孔夫子当年没必要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是关于行为合理性的 “制度综合”,是关乎行为规范的，所以《礼记》里面讲：“礼，所以制中也。”因由此 “中”,然后才可能有“和”,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不只是关乎个体生活的，关乎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更重要的是关乎共同体本身的价值目的指向的。也就是说，一个共同体用什么来实现自我存在? “礼”或者制度。能够最显著地体现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制度体系的，就是政治。政治是实现共同体的公共价值的根本手段。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返回去解释，为什么儒家的思想终究能够在汉武帝之后或者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后，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价值体系，或者说根本的政治主导体系。

那么,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管理方式是合适的、恰当的?这一点儒家给出了最为清楚明白的阐释——“以道治天下”。 “以道治天下”,就是要把“道”转换为现实的政治制度、生活制度、道德制度。 “道”被转换成了这些制度，那么当这些制度被实现的时候，就叫作“天下有道”。但所谓“以道治天下”,它本身的合理性又在哪里?按照儒家的观点，因为它本身是合乎人性的。从孔子开始，我们的文化当中喜欢讲 “道德”,讲到“道”一定会讲“性”,讲到 “性”一定会讲“心”,讲到“心”一定会讲  “情”,这些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那么重要?因为这些问题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价值实现。“道”赋予了人什么呢?以“道”赋予人以“德”,“德”就是 “性”。“德”是天道所赋予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崇德”的缘故。“崇德”即是“崇道”。“以道治天下”其实也就是“以德治天下”。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德”作为一种政治活动，要求这样的政治活动必须是合乎人性的，反之，也唯有合乎人性的政治手段才是真实有效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可以实现“有耻且格”,这是治效，也即是政治效用。“德”“礼”激发起了民众的羞耻心，羞耻心其实也就是个体人格的自我尊严。所谓 “格”,“格者正也”,就是在行为上归于大中至正。行为上的大中至正，才可能有事实上的与之相伴随的和谐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意思上来讲，合乎人性的政治活动，或者说要求政治活动本身必须合乎人性，这样的政治活动，换一个说法，就是孟子所阐释的“仁政”。“仁政”即是合乎人性的政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叫作“亲民”。“亲民”本身是“明德”的体现，“明德”的展开，或者说表达状态，就是“亲民”。既然是“亲民”,那么显而易见，就不可能对他人、对民众所处的当前状况没有一点感觉，这就有了“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之说。唯“明德”才可能“亲民”, 唯“亲民”才是“明德”的表达和体现，这两者是一体化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思上说，什么是“共同富裕”?按照我的观点，就是“亲民”的一种表达状态，是 “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的“仁政”的具体表现。基于“德”的普遍性，当你看到老百姓生活还很差，你能没有一点感觉吗?如果你的“德”能够激发出一种共情，并且当你把这种共情表达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亲民”。所以“亲民”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作态，而是自我德性得以体现的自然结果，也是“仁政”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所谓“共同富裕”,其实也是“亲民”思想在表达上的当代转化，是可以找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关联点的。我甚至想，儒家的传统思想，包括孔夫子的“亲民”思想在内，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比如说，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我个人以为就是关于“亲民”思想在现代的高度阐释。当你“为人民服务”了，你自然而然就会“亲民”;你“亲民”了，岂能不具体地体现为“为人民服务”的活动?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共同富裕”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整个社会，通过特定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不只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而这样的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它确乎需要某种独特的价值体系或价值理性来支撑。而价值体系的形成，正是民族文化长期涵养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们确乎相信，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仍然能为今天中国人民的当代生活提供独特的精神支撑，把“亲民”思想转换出来了，“仁政”有了，“忠恕”也有了，“为人民服务”也必然存乎其中。这就是古代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最重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